来,文学(尤其是诗歌)本身即是玩物丧志,所以韩愈被看作“倒学”,杜
诗也被称为“闲言语”(见《二程遗书》卷一八)。如果整个诗坛都受这种
思想支配的话,那么连诗坛自身的存在都成问题,更不用说把一位诗人树为
1苏辙批评李白“不知义理之所在”,而称杜甫“有好义之心”(《诗病五事》,《挛城集》卷八);张
戒说“子美笃于忠义,深于经术”,“李太白喜任侠,喜神仙”(《岁寒堂诗后》卷上);黄彻则批评李
白:“如论其心术事业,可施廊庙,李杜齐名,真忝窃也。”(《溪诗话》卷二)。
人品楷模了。南宋的朱熹是宋代理学家中文学修养最高的一位,他对杜诗也
是毁誉参半,但他对社甫的人品颇为敬重,曾把杜甫与诸葛亮、颜真卿、韩
愈、范仲淹五人称为“五君子”,说:“其所遭不同,所立亦异,然求其心,
则皆光明正大,疏畅洞达,磊磊落落而不可掩者也。”(《王梅溪文集序》,
《朱文公文集》卷七五)这种认识在宋代理学家中是绝无仅有的,而且当朱
熹说这话时,杜甫的典范早已由北宋人树立起来了,所以这并不能说明理学
思想对杜甫评价的影响,倒是体现了理学家对文学家观点的认同。所以理学
思想对于宋人选择杜甫为人品楷模一事只是产生了一些影响,并没有起到支
配的作用。这样,当我们探索宋人尊杜的原因时,就不应仅仅把目光盯着理
学思想。
我们的看法是:宋人对杜甫人格的尊重反映了宋代士大夫对自我人格的
尊重。众所周知,宋代士大夫的政治地位和社会地位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,
他们的主体意识和参政热情也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。在宋代政坛上叱咤风
云的不再有跋扈的武臣与弄权的宦官,而是清一色的士大夫。虽说士大夫阶
层本身也有忠奸贤不肖之分,但作为一个整体,他们是具有以天下为己任的
使命感的。正是在这种历史背景下,宋代的士大夫对自身的人格力量充满自
信,范仲淹、王安石等功业彪炳者是这样,王令、陈师道等命途多舛者也是
这样。因为后者虽然失去了建功立业的机会,却依然可以追求自己的人生价
值,即由注重外部事功转向注重内心修养。宋人能够选择终生穷愁潦倒、
对唐代政治没有产生任何影响的杜甫作为人品楷模,原因就在于此。从这个
基点出发,我们才能理解为什么唐人对杜甫的忧国之心熟视无睹,而宋人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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