孔明庙古柏行图》中说:“尚垂清荫蜀国里,一树风霜千载心。”(《所南
翁一百二十图诗集》)都说明了这一点,当然,最引人注目的是文天祥。文
天祥被俘北上后,仿“同谷七歌”作《六歌》,以叙自己的惨痛遭遇。又作
《集社诗》一卷,凡五言绝句二百首。又为汪元量集杜句成《胡前曲》十八
首。文天祥在燕京狱中度过了三年多时间,杜诗时时刻刻陪伴着他,他在《集
杜诗自序》中说:“余坐幽燕狱中,无所为,诵杜诗稍习。?凡吾意所欲
言者,子美先为代言之。?予所集杜诗,自余颠沛以来,世变人事,概见
于此矣。”(《文山先生全集》卷一六)可见在支持文天祥抵御威胁利诱的
浩然正气中,杜甫的人格力量是一个何等重要的因素!需要指出的是,宋末
爱国诗人最重要的思想特征是爱国精神而不是忠君思想。文天祥被俘后,元
人责其“弃嗣君别立二王”,文答道:“德佑吾君也,不幸而失国,当此之
时,社稷为重,君为轻。吾别立君,为宗庙社稷计,所以为忠也。”元人使
恭宗亲自去劝降,文亦不为所动。(见《宋少保右相枢密使信国公文山先
生纪年录》,《文山先生全集》卷一七)文天祥《集杜诗》二百首的次序也
是《社稷第一》、《理宗、度宗第二》。汪元量对谢太后屈膝降元事直词指
斥:“侍臣已写归降表,臣妾金名谢道清!”(《醉歌》之五,《湖山类稿》
卷一)这些都可印证宋人尊社的主要原因不是忠君而是爱国。
经过宋人的理论阐述和行为仿效,杜甫的人格典范被牢牢地树立起来
了。尽管后代不断有人把这种典范的意义片面地夸张为忠君,但在多数人的
眼中,杜甫的人格光辉无疑是在于忧国忧民的精神,在于以天下为己任的胸
怀。所以在后代效法杜甫而“一饭未尝忘君”的罕有所闻,而学习杜甫忧国
忧民的则代不乏人。尤其是在国家存亡危急之秋,杜甫的精神激励着志士仁
人为祖国、人民而奋斗、牺牲。例如明清之际,顾炎武、张煌言、杜溶、屈
大均等人身上都反映着杜甫精神的光辉。明亡后拒不降清的王嗣爽著《杜臆》
毕,曰:“吾以此为薇,不畏饿也。”(见全祖望《续甬上考旧诗》卷四四)
可见杜诗就是他们的精神食粮!又如在抗日战争时期,人们“觉得杜甫不只
是唐代人民的喉舌,并且好象也是我们现代人民的喉舌。”(冯至《杜甫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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